他在遵义会议上挖苦毛主席，80年代他儿子参观遵义旧址时也遭挖苦

中国邮政在2016年10月22日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，以此庆祝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》。该邮票中的一枚图案设计独具匠心，引起了集邮界的热议，大家都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

该套邮票共有六枚，一枚以“遵义会议”为题，另一枚是以毛泽东，刘少奇，王稼祥，周恩来，博古，秦邦宪，朱德，以及一位公众比较“陌生”的人.

这并非他首次登上邮票，在1985、2015两届遵义会议纪念邮票上，都有他的身影。

这个人叫凯丰，遵义时，他不仅美投毛主席的票，而且还嘲笑毛主席不懂战争。

后来呢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他的儿子再一次到延安，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，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凯丰的事情。

遵义会议

凯丰原名何克全，1906年生于江西省萍乡，因其良好的家庭背景，得以受过高等教育，考入武昌师范学校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那时候的困苦民众深感世界的不平等，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期望了，却苦于找不到改变的方法。反而是那些出身富裕的人，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更早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和革命的观念。凯丰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在了解了先进的马列思想后，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劳动者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十九岁那年，他在鲁迅创办的刊物《莽原》上撰文，讨论救亡问题。凯丰不久就踏上了革命之路。

在1927年那段充满挑战的时期，他果断地作出抉择：加入中国共青团，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同年12月，他踏上了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旅程，怀揣对知识的渴求和革命的激情。

在团队中，凯丰无疑是一位佼佼者，凭借其卓越的能力，足以胜任这一重要角色，绝非等闲之辈可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凯丰当年在莫斯科读书，而王明又是该校的教师，凯丰难免会被王明的意识形态所影响，所以他的想法也被王明所影响。后来，他的仕途和王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。

凯丰再一次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执委会成员，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2次代表大会。

这个时候，王明已经不再是领导层，他的顶头上司博古（秦邦宪），同样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读书，走的是王明的路子，对于凯丰，他还是很看重的。

此时的凯丰，才28岁，正是最好的年华，潜力无限。

1934年10月，由于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利，红军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了新的地方。在临行前，中央派凯丰任军委军需处政委，以他的名义随红军长征。

红9军（军长罗炳辉、政委何长工）曾多次参加过长征，为红军三大主力提供了支援，并立下了许多战功。但是，由于李德这个“洋顾问”，以及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的错误领导，红军在突围的一个多月中，吃了很大的亏。

这是血淋淋的现实，激起了许多红军官兵的愤慨与愤慨。

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。1935年1月，中央委员会在贵州省遵义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讨论了红军的命运。凯丰作为第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在一次至关重要的全会上，一份旨在回应敌人五次\围剿\的总结性决议获得了通过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反抗敌人五次'围剿'的总结决议》的诞生，标志着李德、博古等人的'左倾'军事路线受到了大会的严厉指责，他们的领导地位被一举撤销。

紧随其后，中国共产党高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，博古不得不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，而毛泽东则被推选为领导核心。

那么在这次会议上，凯丰又说了什么？下文将继续讲述。

凯丰：谁对谁错，拭目以待吧

毛泽东被任命为领袖。这个决议受到了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支持。但是凯丰又出面维护博古他们的错误路线，他对毛泽东说：“你懂个屁的马列主义？我最多也就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你的兵法就是这么来的，现在也就用不上了。”

毛泽东告诉他，凯丰同志，你有没有看《孙子兵法》？《孙子兵法》分为多少个章节，你知道吗？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毛泽东一句话，把凯丰问得哑口无言。

在聂荣臻将军的记忆中，有一个明确的时刻，那是凯丰前来游说，希望他能成为博古的支持者。然而，聂荣臻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，坚决反对这种提议。不久，凯丰将聂荣臻的坚定立场传达给了博古，他说：“聂荣臻真是坚定不移！”

在会议即将落幕之际，凯丰不得不同意博古和李德在军事策略上的错误，但他却坚持认为不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，他勇敢地说：“历史自会揭晓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！”

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还提到，“除了凯丰，谁也不支持博古。”

他在书中写道：“遵义会议是一次充满了紧张和认真的气氛，但是进行的很好。李德、博古都受到了批评，博古也有过几次认错。

凯丰反对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的观点，着重指出了苏区失利的客观因素，李德则坚决反对。很明显，凯丰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，这是一个在对与错的问题上。

在此之前，只有王明和李德骂他是“乡巴佬”，骂他是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。

毛泽东曾经提到，凯丰的讽刺让他不得不去研究《孙子兵法》。此外，他还写信给叶剑英和刘鼎，建议他们购买书籍，尤其是《孙子兵法》。

此后，毛泽东撰写了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书，目的是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成功与失败，并对《孙子兵法》及国内外其它兵书进行了严肃研究。凯丰到底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以至于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忘记。

1961年2月23日，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主席在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八册中透露了一个小秘密：人们总说他是依靠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智慧，但他自己却笑称，自己读的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而非《孙子兵法》。这段话不仅揭示了主席的读书趣味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独特的战略眼光。

凯丰在遵义的时候就说过：你们这一套，也不见得有多高明，不过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罢了。毛主席问道：“《孙子兵法》到底是几卷？第一个标题是什么？你说吧。他无法回答。毛主席说道：“你连《孙子兵法》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知道的？”

凯丰本人连《孙子兵法》都不读，还说毛主席在用《孙子兵法》，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主席吗？当时战事紧急，大家都忘记了兵法，忘记了作战条例。

在战争中，我们要判断敌人的情况，迅速地做出决定，谁还记得这些书啊！你们中有人没上过《四大教程》吧？难道每一场战争都要使用四大指南？遵义会议以后，中共中央解除了凯丰同志在中央的职务。

虽然凯丰曾经嘲讽过主席，但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记恨过他，甚至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，他也一直在提醒着凯丰，为他着想。所以，短短两个月后，凯丰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成为了他的“铁杆”拥护者，甚至愿意为他卖命。

至于凯丰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，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的成功实践，是他高瞻远瞩、的一次有力的证明。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，红军又重新焕发了活力。凯丰亲自见证了这一点，他认识到，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中国革命，这是铁律！

第二，毛泽东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。对于“得罪”过他的凯丰，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过去的恩怨，而是在几次重大的会议上，邀请他主持大局。这份大度，让凯丰有些惭愧，也有些佩服。凯丰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：

“遵义会议上，由于我不知道我们以前的错误，所以我还是坚持我们的错误观点，现在看来，是多么的天真和可笑。中央批评以后，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。”

1935年2月10日，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召开。在会议上，毛泽东发了言：“洛甫同志，我看凯丰在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担任总指挥，他近来干得很好。

凯丰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兴奋不已，他带着一本纸，走上了高台，开始指挥众人。随着凯丰慷慨激昂的“演讲”，观众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，在舞台上踊跃参与。会后，许多年轻人都踊跃地要求参加红军。

没过多久，凯丰就恢复了原本的身份，收敛了自己的骄傲。随后的几天里，他主动听取了民众和士兵们的建议，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也没有用自己的资历和学历去咄咄逼人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凯丰在很多武者心中，都是非常尊敬的。至此，他终于明白毛泽东的路线是多么的英明，多么的伟大，以及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后来，他又在我们党的《前进》报上写了一篇长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》。

凯丰在文中对张国焘的企图进行了揭发，并一针见血地说：“张国焘要搞西北联合政府，最后还要使我们的党中央也加入联合政府。”

张国焘，也是江西的萍乡同乡，看了这篇文章，羞愧难当，开始了对凯丰的猛烈攻击。

不过，凯丰在张国焘的攻击下，并未表现出软弱或让步。

相反，他还在不断的发表文章，批判这一点。

红军到达延安以后，凯丰被指定为中央宣传部的部长.

这一次，经历了长途跋涉的磨难，毛主席已经不再在意凯丰之前的冷嘲热讽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好了。

到了延安，毛主席非常欣赏凯丰的才华和才华，经常和他交谈，勉励他在延安的时候，发扬自己的“笔”精神，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凯丰就是这样，在毛主席的赞扬和鼓舞下，他不但写出了具有深刻内涵、教育性的《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》，还为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谱写了歌词。

1942年，马克思的著作急需翻译。

这时，毛主席又想起了凯丰，把这件事托付给他，凯丰没有辜负毛主席，也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，立即成立了中央编译局，开始翻译大量的作品。

这一时期，对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促进和促进作用。

建国以后，凯丰之子来到遵义，又将是如何一番光景？

逝世

新中国建立后，凯丰任沈阳市委书记.

之后，他不但在沈阳的建设中，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作出了巨大贡献，而且对沈阳的抗美援朝也作出了许多贡献。

即便身居高位，凯丰也始终坚持着“为民服务”的原则，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去做任何的事情。

当时二女儿就是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势，将他们两个都调到自己的父亲那里去工作。

但凯丰在给自己的女儿的信中，却是严厉地拒绝了这个提议。

另外，凯丰还给了女儿一封信，让她一家人回去种地，让她自食其力，从这一点上，凯丰是一个正直的人

1955年的一个日子，凯丰还在工作，忽然感到一阵眩晕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他的家人急忙带着他到了医院。

经过检查，凯丰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活不了多久了。

很快，医院就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总部。毛主席得知之后，立即下令让凯丰得到最好的救治，并且派人转告凯丰，让他好好休养，别再耿耿于怀了。

凯丰躺在床上，听到这话，心中很是内疚。当初在开会的时候，毛主席都没有责怪过他，甚至还叮嘱过他，让他好好治病。

然而，凯丰的病，却是拖得太长了，根本无法挽回。凯丰于1955年3月23日不幸逝世。

凯丰死时，何明才只有十二岁，由于工作太忙，两人很少有时间在一起，所以只能在寄宿学校读书。之后，他才意识到，他对自己的父亲，并没有太多的印象，凯丰也没有多少时间和他在一起。

1980年代，受遵义之邀，何明首次来到遵义，并参观遵义会议旧址。何明跟着省领导去了纪念馆，里面的人正说凯丰当年是怎么反对和挖苦毛主席的。

何明一看，顿时感觉自己被嘲讽了，很是尴尬，所有人都很尴尬，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…

2005年，何明再次造访遵义，吸取上一次的经验，这一次，他事先跟纪念馆打过招呼。但是，何明却并没有因此而对这几个人有任何的意见。

与遵义联系后，得知纪念馆内没有凯丰的生平相片，也没有遵义会议的资料，何明便主动提出要给他们，这倒给了他们很大帮助。